竺洪波: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谁家强?

    1

    文学上的作者,一般是指作品的著作权人,通常由作者自己“权威发布”,比如在著作的扉页署上尊姓大名。那位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(后来简称《三国演义》)的作者罗贯中氏就在版刻多处显著位置写上了自己的大名: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,后学罗(本)贯中编次”。
    这个长长的署名颇让后人感慨:
    其一,在小说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“小家珍说”“刍荛狂夫之议”、不为所重的文化背景下,罗贯中坐不改姓行不改名,敢于“亮剑”,充分体现出自信、自觉的创作主体心态。
    其二,他居然超前性地具有现代版权意识和学术诚性,如实地向世人声明,他的《三国演义》仅仅是“演义”——也就是通俗化翻译的意思——正史《三国志》的,不敢贪一代良史陈寿之功为己有。
    在学术戒律和伦理充分成熟、普及的当下,有人大讲《三国》和玄奘而暴得名利,所讲多半依循《三国志》与《大唐西域记》《慈恩传》,版权页上反倒不提及陈寿和玄奘大师师徒的。
    西游记》的作者有点特殊,它并非由著作权人自己认领,而是后来人考证出来的。
    自从清初汪澹漪考证《西游记》作者为邱处机,三百多年来赓续考证者累代不绝,据不完全统计,先后“考出”的《西游记》作者的人选已经接近十人(不排除还有继续增加、“破十”的可能)。
    这个数字虽然远少于《金瓶梅》,但比诸《水浒》《红楼》等其他说部名著则早已遥遥领先了,所以我说《西游记》(当然还有《金瓶梅》)作者的意义是用来考证的。
    纵观这些考证,方法不一,立论迥异,可信度和影响力也就不可同日而语。总之,犹如九龙出水,搅得《西游记》论坛“天下大乱”,离开揭示作者真相似乎不是更近,反而变得更远了。
    那么,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谁家强?何人何派的考证更具有经典性,从而经得起学术史的检验呢?
    2

    毋庸置疑,首先要提及的是汪澹漪。
    汪澹漪,清初《西游证道书》的笺评者。他不是什么文化名人,自称“奉道弟子”者流。
    由于《西游证道书》原刊本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,或谓“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”,或谓“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,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证”,黄永年先生就根据两人名分高下提出笺评人当为大名鼎鼎的“钟山黄太鸿笑苍子”黄周星:“这个《西游证道书》里的评点、包括每回开头用‘澹猗子曰’名义的评语,实际上都出于黄周星之手而不是汪象旭(即汪澹漪)之所能写得出。” [1] ——汪澹漪之地位卑微由此可见一斑。
    当然,现在学界普遍认可的还是汪澹漪,黄周星充其量只是一个汪澹漪笺评《西游证道书》的见证人和合作者。
    然而,不可否认,这位无名道人汪澹漪识见卓越,他首提《西游记》作者为邱处机,影响深远,究其考证是非常有创意而见功夫的。
    其一,立论逻辑清晰。
    现在所见的最早《西游记》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(1592)金陵世德堂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(简称世本),这也是《西游记》百回本小说诞生的标志。
    因为世本作者佚名,“不知其何人所为”,汪澹漪考证作者就有了最大的空间,可以天马行空,无拘无束。——这是颇令后人“羡慕妒忌恨”的地方。
    同时,汪澹漪认为《西游记》是一部道教经典,演绎“金丹大道”之作,所以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必须由道门中人来充当。
    汪澹漪崇道护教之心炽烈,然而痴狂之中不失学术理性。为了增强“证道”说的号召力,他是恨不得抬出道家开山祖师老子来。然而不行。史书有记载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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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老子修道德,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,见周之衰,乃遂去。至关,关令尹喜曰:“子将隐矣,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,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,莫知其所终。(《史记》老子本传)

    老子是周人,所著为《道德经》,又是“莫知其所终”,《西游记》所记唐代玄奘取经事迹,初刻于明代,说他是作者,明显“弄虚头”,有谁信呢?其余如张天师(道陵)、葛仙翁(洪)等道教大宗师也是同样原因,都忍痛不予采信。
    汪澹漪寻寻觅觅,最后推出的是元初全真教道祖邱处机。与老子、张天师、葛仙翁相比,邱处机名气虽小些,可信度却大大增加了。
    邱处机(1148-1227),原作丘处机,因讳孔子改。宋元间全真教第二代教主,字通密,号长春子。他是离《西游记》最近的道教宗师,同时他曾著有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,虽是同名异书,但藏之名山世人不察。
    一方面,汪澹漪故意搞障眼法,隐去两书差异,另一方面又在笺评中大肆勾勒、渲染《西游记》中全真教内容,甚至不惜增插具有道教化倾向的故事章节。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拉近邱处机与《西游记》的勾连。
    其二,包装策划创新出奇。
    为了增加“邱作”说的可信度,汪澹漪在《西游证道书》的编排上煞费苦心。他先在图书卷首安置一篇元代大文豪虞集所作《原序》,其中借衡岳紫琼道人之口点明所谓“邱处机著《西游记》”的经过,虞集盛赞《西游》为“鸿肆而灵幻”,“大《易》取象之文”。
    后接《长春真君传》,宣扬其率领十八弟子历经四载赴雪山谨见元太祖成吉思汗“一言止杀”的仁德功绩。又接《玄奘取经事迹》,据《旧唐书》等史传材料另撰玄奘行状,介绍唐僧取经伟业。
    虞集,字伯生,号道园,世称邵庵先生,有学术名著《道园学古录》,谥号“文靖”,元代第一大文豪,号召力可想而知。加上虞《序》《长春真君传》《玄奘取经事迹》三者连环互证,给读者的感觉是再无可疑。
    事实上也不出其然,从此以后,人皆谓邱处机作《西游》,“邱作”说流行三百年。[2]平心而论,汪澹漪不愧为天才(其实是鬼才)的图书策划师。
    当然,“力去陈言夸末俗,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汪澹漪费尽心机,“邱作”说的神话终究难逃破灭的命运,导致其立论“崩盘”的主要原因在:
    1、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原本被钱大昕、段玉裁发现于苏州玄妙观,其混同《西游记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;2、汪澹漪伪托虞集杜撰《西游记原序》的谎言被戳穿。
    两条主客观原因都不以汪澹漪的个人意志为转移。这是后话,暂却按住不表。但对于他的考证立意和功夫,我们还是应该感到一些钦佩的。至今依旧有人顽固坚持“邱作”说,庶几是其明证。
    3

    其次是鲁迅先生,考证《西游记》作者为吴承恩。
    20世纪20年代,鲁迅(还有胡适、董作宾一班人)开始考证《西游记》作者。与汪澹漪相比,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,《西游记》作者被邱处机“冒替”三百年,在坊间根深蒂固,必须先行搬开这块绊脚石。
    所以,鲁迅的考证分两步走:第一步,褫夺邱处机的著作权;第二步,正面确立“吴著”说。
    第一步:驳斥“邱作”说。
    辩驳文献是现成的,即清人固有之诸种怀疑言论。其中主要有两条。
    第一条: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·如是我闻》:

    吴云岩家扶乩,其仙自云邱长春。一客问曰:“《西游记》果仙师所作,以演金丹奥旨乎?”批曰:“然”。又问:“仙师书作于原初,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,朱紫国之司礼监,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,唐太宗之大学士、翰林院、中书科,皆同明制,何也?”乩忽不动。再问之,不复答。知已词穷而遁矣。然则《西游记》为明人依托无疑也。[3]

    对此,鲁迅指出:据纪昀提供的材料,即《西游记》多明制 —— 明代官制和官职 —— 的事实(现据学者研究,所知《西游记》中的明制还有很多,如里长、总兵、驿丞、司狱、五府六部、钦天监、教坊司、光禄寺、长史司、典膳所等等),可知《西游记》“决为明人依托,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。”
    可以肯定,作为明本《西游记》的作者,宋元间人邱处机明显不合。
    第二条,来自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的《长春真人<西游记>跋》:

    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二卷,其弟子李志常所述,于西域道里风俗、颇足资考证。而世鲜传本,予始于《道藏》抄得之。村俗小说有《唐三藏西游记》(即百回本小说),乃明人所作。萧山毛大可据《辍耕录》以为出于邱处机之手,真郢书燕说矣。[4]

    这一条直指“邱作”说的命门,可谓一剑封喉。对此,鲁迅评价说:

    处机固尝西行,李志常记其事为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,凡二卷,今尚存《道藏》中,惟因同名,世遂以为一书;清初刻小说者,又取虞集撰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之序贯其首,而不根之谈愈不可拔也。[5]

    不仅明确地将百回本《西游记》小说与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区别开来,而且指出了两书混为一谈,“邱作”说这一不根之谈“谬种流传”的原因。
    鲁迅据此得出结论:《西游记》系明人作品,宋元之际人邱处机不可能是作者;邱处机所作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为其雪山西行游记,与《西游记》实为两书,唯书名相近而已。“邱作”说由此被推翻。
    第二步:关于吴承恩的考证。
    因为小说不登大雅之堂,对《西游记》作者史书经传不可能有所记载,鲁迅、胡适另辟蹊径,开始从各类稗官野史、文人笔记、乡邦方志等草根文献中寻找线索,终于在天启《淮安府志》发现“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”的记录。
    鲁迅曾揭示这一考证过程说:

    (《西游记》)决为明人依托,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。

    而乡邦文献,尤为人所乐道,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(《石亭记事续编》)、阮葵生(《茶余客话》)等,已皆探索旧志(即天启《淮安府志》),知《西游记》之作者为吴承恩矣。

    吴玉搢《山阳志遗》亦云然,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,犹罗贯

    中之演陈寿《三国志》者。[6]

    胡适则列出当时能够看到的文献的具体记载,为“吴著”说羽翼,计有:
    天启《淮安府志》;
    同治《山阳县志》;
    光绪《淮安府志》;
    焦循:《剧说》;
    阮葵生:《茶余客话》,
    吴玉搢:《山阳志遗》。[7]
    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是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的两条文献:
    其一,艺文志一“淮贤文目”:

    吴承恩:《射阳集》(即《射阳先生存稿》)四册×卷,《春秋列传序》,《西游记》。

    其二,人物志二“近代文苑”:

   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,博及群书,为诗下笔立成,清雅流丽,有秦少游之风。复善谐剧,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。数奇,竟以明经授县贰,未久,耻折腰,遂拂袖而归。放浪诗酒,卒。有文集存于家。丘少司徒汇而刻之。

    前一条正面记载吴承恩著有《西游记》,后一条对吴承恩生平、个性有详实记载,同时也显示比较符合创作《西游记》的实际。
    这一考证得到学界广泛呼应。其中最重要的是董作宾《读<西游记考证>》,提供了更多的关于吴承恩的文献资料;赵景深撰写了第一部《吴承恩年谱》,勾勒吴氏人生轮廓;刘修业从清初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中考出“吴承恩《西游记》”的记载,进一步印证“吴著”说。
    经过不断申述与传播,“吴著”说深入人心,从此以后,吴承恩作为《西游记》作者几成定论,各种现代版《西游记》都署“吴承恩著”,风靡全球的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也特意标出“吴承恩原著”字样。
    鲁迅考证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,并成为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。作为学术范式有几点值得注意:
    1、运用现代学术理念和考证方法,成功利用前人文献。
    鲁迅驳斥“邱作”说,主要材料来自纪昀、钱大昕。那么,当年他们为什么不能合力推翻“邱作”说呢?那是因为两人所记只是读书、访书的心得,对“邱作”说的怀疑,一是在笔记里作为调侃的笑谈,一是出现在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的校勘跋文里,都没有确立考证的目的。
    而鲁迅不一样,他视考证《西游记》作者为“大学问、大事业”(借用胡适评论《水浒传》的话语),具有明确的专题研究学术目的和学术思维,并且采用了纯粹学术论文(论著)的方式来显现研究成果。
    2、鲁迅将研究视角转向乡邦文献和落拓文人的私家文集。这种“转向”基于鲁迅对小说观念和中国小说史的深切理解,表现出现代考据的新知和卓识。
    鲁迅所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首置一篇《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》,指出在中国文学传统里小说为残丛小语、稗官野史,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实,故而勾稽经史传记的传统方法无法寻觅稗著《西游记》作者的线索。
    后来,白衣文人吴承恩的文集《射阳先生存稿》于1929年发现于故宫博物院,鲁迅先生当年“倘能买的射阳存稿,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”的期待 [8] 也由此得到印证。
    3、符合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的两条基本原则。
    鲁迅的考证,之所以受到学界普遍重视和接受,其主要原因是符合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的两条基本原则。第一条:立论以原始文献的正面记载为先;第二条:《西游记》作者与藩王府有关。
    所谓“正面记载”就是文献中直接指明“《西游记》为谁某所作”,或“谁某著有《西游记》”。然后,运用既有证据和考证手段或从正面详细申述、考定,或从反面予以质疑、否定。
    鲁迅、胡适的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都是从“正面记载”出发,即《府志》关于吴承恩著作《西游记》的记载。
    所谓“与藩王府有关”,源于以下之特殊考量。众所周知,世本作者佚名,但卷首陈元之《刊西游记序》记载了一条重要线索:

    《西游》一书,不知其何人所为。或曰:“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”;或曰:“出八公之徒”;或曰:“出王自制。”

    很明显这三个“或曰”(猜测)共同指向藩王府,即“与藩王府有关”。陈《序》是最早的《西游记》研究一手文献 [9] ,其提供的信息具有最高的可信度。“与藩王府有关”由此成为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的基本原则。
    应该指出,鲁迅论定吴承恩的时候,并不知吴承恩曾任职湖北荆宪王府。但是天降奇书,《射阳先生存稿》发现于故宫博物院,其吴国荣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明确说吴承恩晚年“有荆府纪善之补”。
    当然,鲁迅对吴承恩的考证并非无懈可击。除了海外学者,国内学界也多有质疑,主要集中在:《府志》以及清初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关于“吴承恩《西游记》”的记载,都没有注明几卷几回,是否为百回本通俗小说难以质言。
    所以必须承认,“吴著”说带有先天性缺陷,至少还不是完全的定谳。对此,主张“吴著”说的学者,如刘修业、苏兴、刘怀玉、蔡铁鹰等先生作了持续不懈的努力,挖掘、补充了不少新材料、新证据,遂使当年鲁迅、胡适开创的“吴著”说更趋完善。
    4

    除了汪澹漪、鲁迅两家考证,其余纷繁驳杂之诸多立论似乎要逊色不少,或根基不实,证据不确,或破绽明显,谬误充斥,未必能够等量齐观,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特色,有的不乏创见新意,有的即使大抵荒唐谬悠,也存有某些负面性警示意义。
    比如沈承庆先生的考证:李春芳。
    沈承庆的考证理路是:《西游记》系华阳洞天主人校,在古代撰述与编校时有混淆,如遇著者佚名即以校者替而代之,李春芳号“华阳洞天主人”,所以李春芳即是《西游记》作者。
    但是,世本陈元之《序》又说《西游记》出自王府,或说与藩王府有关,李春芳为有明朝著名“青词宰相”,高居庙堂,身份明显不合。那么,怎么建立李春芳与藩王府的联系呢?请看沈承庆先生的办法:

    唐光禄(世德堂主)因盗印贼赃,不敢直说来源与作者,而又要表白书稿来路不凡,窃标“官板”。故对陈元之隐约透露,说个“出王侯之国”、“出八公之徒”,最后一句说:“出王自制”,以“王”印“相”,不是说得已很露骨了吗?李春芳以宰辅谥“文定”,尊称“李文定公”。王、公、相平级,唐光禄给《西游记》作者“套级”与实际相差不远,尚不辱没。[10]

    将王、公、相“套级”是沈承庆先生的创举,他对陈《序》“与藩王府有关”的重视和遵循是值得肯定的,他的“从权”也颇显创意。
    “李作”说没有成为定论,原因止在:1、校者能否等同于著者,只在两可之间,还不好确定;2、李春芳是否即是“华阳洞天主人”,尚没有可以确定的证据。
    结论:即使证明李春芳与藩王府有关,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因为“与藩王府有关”,是先决条件,并非充分条件。当然,以“王”印“相”,套级是否成立,也值一问。
    再比如胡义成先生的系列考证: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。
    胡义成作为哲学专业研究人员,于《西游记》只是“票友”,然而业余研究搞出了大动作,在《西游记》论坛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。对于胡义成的考证,杨俊教授作过多番辩驳,指其 ——
    其一,无视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。胡义成连篇累牍,滥发论文,以杜撰的虚幻假象“蒙蔽高校学报的编辑、审稿者的眼睛”,而且“很多都是重复”,没有学术素养和学术含量,学风不正。
    其二,无视学术史常识。诸如“邱作”说业已推翻、虞集《原序》系汪澹漪伪作等学界共识,胡义成一概置之不顾,完全自说自话,一味兜售自己的观点,毫无学术理性可言。
    其三,无视宗教与《西游记》的复杂关系。《西游记》有宗教内容,但不是宗教小说,胡义成“念念于全真道的教义、思想,无视宗教与《西游记》的多元、复杂关系,完全“回到明清时代道释教徒所敷衍的所谓‘金丹妙诀’‘禅门心法’的老路”,“不啻是《西游记》研究的倒退,而且是对《西游记》文本的亵渎与毁灭。” [11]
    这一辩驳,不仅指出胡义成《西游记》作者考证的缺陷,而且指擿当下学界时弊,旨在拨乱反正,整饬学风,我完全赞同。
    这里,我要进一步补充指出的是:
    其一,与沈承庆一样,胡义成从世本《西游记》校者“华阳洞天主人”入手,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视角,但沈承庆认为“华阳洞天主人”是“青词宰相”李春芳,与唐光禄、陈元之、吴承恩等世本《西游记》“当事人”有若干联系,尤其因其与吴承恩的亲密关系,可以成为“吴著”说的若干佐证,胡义成则认定“华阳洞天主人”为茅山乾元观道士闫希言,完全与上述关系人剥离开去,转化为《西游记》与全真教的关系。
    而这一文本宗教内容与宗教组织(派系)的关系是不能作为考证作者的依据的。众所周知,《西游记》是中国文化宝典,三教共处,九流杂存,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,儒释道、抑或诸子百家,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《西游记》揽入独家彀中。
    殊不知,《西游记》神魔世界,精魅故事,其中竟掺夹不少儒家言论,我们难道可将《西游记》视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断定出于孔孟儒家之手?
    其二,胡义成考证今本《西游记》的最后定稿人(也就是作者)是明万历时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士,既不符合“与藩王府有关”的先决条件,也没有提供闫希言师徒著作《西游记》的正面记载。
    择其主要代表作《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:今本<西游记>定稿者》而言,洋洋万言,但通篇所论内容为:茅山来历、华阳洞天典故和闫希言生平事迹,与《西游记》完全没有关系。
    即使他提出的所谓主要证据——现在茅山乾元观尚存的《乾元观记碑》,万历十八年(1590)由江本实、李合坤等人为纪念其师闫希言所立,观其引录的碑文:

    余观三茅所称“华阳洞天”“金陵地肺”,盖天下第一名山,而得道之士如展上公、魏元君者甚众,独以茅氏三真君得名耳。……而观(指乾元观)创于宋时,则因真宗祈胤生,仁宗而主教事者朱自英也。乾元之设旧矣,其待希言而兴乎者。

    这段碑文中根本不见《西游记》的踪影,只是指明它撰于世本《西游记》付梓前夕,胡义成却据此推断:“它实际是对闫氏师徒即‘华阳洞天主人’(创作《西游记》)的一种暗示”,“金陵世德堂本《西》书的出版,正是以闫氏师徒在金陵化缘募资作为契机和经济支撑的”。[12]
    这里,没有任何文献支撑,往小里说是立论草率,往大处讲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梦呓之言。如此论文,只在对学术理性和规范的尊重上显示其负面的警示意义。

    注 释

    [1]黄永年:《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——西游记·前言》,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
    [2]《西游真诠》以下各本皆题“丘长春真君作”。甚至于连力倡儒学、攘斥佛道的张书绅《新说西游记·总评》也竟说什么“忆邱长春,亦一时之大儒贤者,乃不过托足于方外”,其儒者宅心仁厚,“念人心之不古,身处方外,不能有补,故借此传奇,实寓《春秋》之大义,诛其隐微,引以大道”云云,真是滑下天之大稽。汪氏此番“创意”影响之大之烈由此可见一斑。
    [3]纪昀: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九《如是我闻》三。
    [4]钱大昕: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九。
    [5]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之第十七章《明之神魔小说(中)》。
    [6]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七篇《明之神魔小说(中)》。
    [7]胡适:《<西游记>考证》。
    [8]鲁迅:《致胡适》(1922.8.14),《鲁迅书话》,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,第313页。
    [9]黄永年先生提出世本刊刻时间不是万历二十年(1592),而是一个甲子以前的嘉靖十一年(1532),而且世本也非《西游记》初刻本,而是“第二次刻本”,“《西游记》百回原本的初刻本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府本,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本之前,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。”(黄永年:《论<西游记>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——<西游证道书>点校前言》,《古代文献研究集林》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;又见中华书局1998年版《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——西游记·前言》),或有比陈《序》更早的文献存在。此论因只是推测,本文不采纳。又,曹炳建先生提出明人孙绪(1474—1547)《无用闲谈》一文提及西天取经,“有着重要的版本和史料价值”,当为最早的《西游记》文献。(曹炳建《<西游记>版本源流考》,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,第85页)但我以为孙文所论只是“西游”故事,并非百回本小说《西游记》,故仍以陈《序》是最早之《西游记》研究文献为近是。
    [10]沈承庆:《话说吴承恩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,第212页。
    [11]参见杨俊:《<西游记>研究新探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,第10—20页。
    [12]胡义成:《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:今本<西游记>定稿者》,《柳州师专学报》2002年第4期。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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